高校是教育、科技、人才工作的聚合点，也是我国基础研究的主力军。提升高校基础研究能力，要促进教育、科技、人才等资源要素系统配合、高效循环，以产学研深度融合为主线，以重大科技创新平台为依托，以良好创新生态营造为保障，形成助推高校基础研究进一步发展的强大合力。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的重要论断。基础研究事关教育、科技、人才事业全局，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和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能够为创新发展提供基础理论支撑和源头性技术供给。高校作为我国教育、科技和人才工作的聚合点，不仅具有学科门类齐全、人才资源丰富、科研力量雄厚、国际合作广泛等特点，还具有研究积累深厚、学科交叉融合的优势，是我国开展基础研究工作的主力军和重大科技突破的生力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部署安排，是进一步加强高校基础研究、突出原创、实现高质量赶超的重要契机，系统思考与谋划高校基础研究能力提升已刻不容缓。

　　高校基础研究能力亟待突破。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高校以服务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使命要求，汇聚了大批高水平基础研究人才和中坚骨干力量，不断完善全国重点实验室、前沿科学研究中心、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等重大创新基地体系，持续增强开展原始创新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日益提升承担国家基础研究重大任务能力，并在基础研究领军人才培养和重大成果产出方面取得了重要成绩。与长期深耕基础研究的全球顶尖高校相比，现阶段我国高校基础研究在研究质量和重大原创引领成果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我国高校基础创新能力亟待新的升级和突破。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给高校推进基础研究发展带来新的思路。以高校为教育、科技和人才资源的重要聚合点，更加突出地发挥高校作为基础研究主力军、原始创新主战场和创新人才培育主阵地作用，利用高校的教育、科研和人才优势，积极谋划“非对称”赶超战略，推动高校成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建设的战略支撑力量，成为推动基础研究进入新发展阶段的重要着力点。

　　高校在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过程中具有显著优势和深厚基础。党中央在顶层设计上提出了若干重大倡议，为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奠定了行动基调和基本理念。如“双一流”建设高校涉及打造科技创新高地、汇聚国内外顶尖人才等内容，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和区域性创新高地建设等战略性举措更是贯穿着系统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工作的基本理念。从教育系统看，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以重大应用需求为牵引，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和创新链深度融合，进而提升我国科教创新体系的整体效能，成为不少高校重大行动的根本价值导向。

　　以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提升高校基础研究还面临一些挑战。一方面，一些高校在教育、科技和人才资源的融合上还不够充分，在牵引高校基础研究能力提升方面还存在“分散割裂”的现象。这些问题制约着高校系统运用教育、科技和人才资源的能力，对基础研究工作也产生了掣肘作用。另一方面，一些高校关于教育、科技、人才等相关政策早已形成了相互嵌套、叠床架屋的“缜密”体系，目前还缺少整体且深入的“突破口”来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改革预期。例如，天博目前关乎高校基础研究的人才、项目、机构建设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割裂，成为高校基础研究能力提升的重要瓶颈和制约因素。

　　事实回溯和经验总结表明，欧美国家较早地探索了将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纳入推动高校原始创新和以产业为导向的协同创新之中。通过研究国外经验，可以为我国高校基础研究提供借鉴和参考。

　　欧美国家坚持系统化原则，基于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思维，将基础科研与前沿创新的战略协同作为“动力源”，搭建多元战略科技力量协同“立交桥”，打造吸引和集聚顶尖创新人才的“蓄水池”。

　　第一，以框架计划和重大任务形成共同目标，强化使命导向的系统攻关能力。以欧盟“地平线欧洲计划”为例，通过构建整体性研发框架，推动多力量科教主体密切配合，发挥基础研究攻关整体合力。在欧盟“地平线欧洲计划”中，采用自下而上的方式重点支持基础研究，兼顾前瞻性、战略性需求与自由探索需求，不预设研究领域，基于聚合升级传统优势，逐渐细分主题领域。

　　第二，以重大科研基础设施为依托，蓄积高水平创新资源。欧盟委员会较早地认识到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对于基础研究数据汇聚、创新团队组建、设施资源共享等的优势作用。通过对欧盟内部重大科研基础设施予以整体性战略规划及布局，加速对境内法国、瑞士、德国等优质大型科研基础设施资源的整合。同时，欧盟委员会创造性地提出“欧洲研究区”的建设，通过欧洲战略投资与结构投资基金对跨地域使用重大科研基础设施的研究人员进行资助，进一步推动区域内科研资源及创新要素的流动。

　　第三，以国际合作与人才集聚为抓手，实现科技资源的联动协同。将国际合作基础研究作为推动国际科技合作的切入点，以整合全球智力资源为重点，推动实验设施利用最大化，继而合力解决制约人类发展的共性问题。其中，以牛津大学、剑桥大学、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为代表的高校在基础科学研究国际合作方面最为活跃，在项目合作研发、创新人才访问、大型设施共享等方面较为出色。

　　欧美国家坚持协同化原则，以创新人才培养与合作为纽带，构建产学研优势资源互动配置体系，加快创新平台建设及产教融合、科教融合，推动基础研究领域多学科汇聚融合，继而促进突破性科学与颠覆性创新的有效结合。

　　第一，搭建组织化科研单位（Organizational Research Units），推动高水平科研资源开放共享。以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为例，其运营与管理全权由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负责，在与依托管理的研究中心协作中，逐渐形成精简的行政级别、灵活的用人机制，并加快吸引各界产学研研发人员参与到基础研究中来，激励人员交流合作，以开放化、灵活化的机制放大人才的“磁场效应”。

　　第二，强化高校在解决世界性重大难题层面的协同及会聚能力，推动集群竞争力的联动提升。如洪堡大学、柏林自由大学、柏林工业大学等德国高校与马克斯·普朗克学会等通过德国“卓越计划”交叉互聘青年科研人员等形式，为科研合作建立稳定载体和纽带，调动高校及科研院所发挥学科及人才、研究设施优势，形成科研攻关合力。

　　第三，突出产学合作特色，推动科研攻关过程的目标指向与集成分工。美国工程研究中心以跨学科、跨机构的高科技研究为特征，尝试将工业的首创性和主动性融入研究工作与人才培育之中，从而既有效缓解高校科创资源不足与在学规模扩大的矛盾，又满足针对创新型人才进行系统科研训练的需求。

　　欧美国家坚持联动化原则，将跨学科研究作为重要战略，推动建立跨学科研究中心和荣誉学院，重塑组织体系与培育模式，继而加强高水平基础研究人才培养。

　　第一，深度参与国家战略性科技工程项目，形成合作共赢良好生态。以加州理工学院为例，其承担阿波罗登月计划中设计组装登月太空飞船的任务，基于对物理学、化学、航空学等学科专业的优势整合，不仅推动航空航天领域跨学科研究水平持续保持在世界领先地位，也取得了一系列原创性和突破性研究成果，培育出一批战略型人才。

　　第二，营造宽容鼓励的创新文化环境，推动知识生产与创新性想法的涌现与交流。如剑桥大学自由宽松的学术氛围、求真创新的探索精神，孕育出理论力学体系和电子学理论等基础科学重大成果。此外，通过宽松人性化的机制设计，进一步加强创新人才的稳定性。

　　第三，革新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探索宽口径、复合型人才培养道路。在交叉培养上，南洋理工大学尝试以化学和生物学两大基础学科来搭配热门工科专业，形成理工科深度融合人才培养模式。在课程体系设计上，康奈尔大学的GK-12项目最为典型，核心是推动学生参与科学研究和探究式学习，加强开放式研究、重新设计实验室活动、嵌入关于科学本质的课程体系、以互动形式加强“与科学家面对面”，继而改进与评估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法。

　　面向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建设，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思路下，本文提出了提升高校基础研究能力的三个方面建议。

　　释放基础研究“新潜力”。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和紧迫需求，以新兴前沿交叉学科、应用学科为基础，加快高校科研体系建制化发展，鼓励高校承担重大科技攻关任务，打造一批高水平战略科技力量；构建集前沿科学技术、颠覆性技术转化为一体的战略性科创平台，提高基础研究与先进技术的耦合度，并引入金融资本、种子基金、天使基金助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找准学科建设“着力点”。围绕关键核心技术设立基础研究和交叉学科专项，深入实施“强基计划”和“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建立拔尖学生、资优学生早期发现培养机制，启动基础学科研究中心、医药基础研究创新中心建设，开设基础学科创新实验、学科竞赛以及基地班等。

　　培养科技创新“生力军”。依据重大基础与原创性问题，建立跨学科、跨专业、跨平台的课程教学和实习实训体系，创建“科学家+工程师”双导师乃至多导师培养模式，天博并发挥创新领军企业作为出题人、答题人和阅卷人的作用，持续推进科技项目“揭榜挂帅”和“赛马制”，增强产业技术原始创新动力，强化应用牵引基础研究相关人才的工程化实践能力。

　　开启平台支撑“直通车”。围绕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科学问题超前部署，高校、科技型企业、科研院所联合搭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等国家级创新平台建设，统筹考虑区域科技创新优势和产业结构特征，形成层次清晰、布局合理、支撑有效的科研平台体系。

　　精耕人才培养“试验田”。依托重大科技任务、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平台配置研究生名额，实行“科研导向型”增招方案，推动科技领军企业、一流科研院所培养研究生及博士后，向有条件的非高校单位加增研究生名额和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疏通创新链条“堵痛难”。破除国家级平台体制化运行机制，创新行政管理方式，简化科研项目流程，加强重大科技创新团队建设，更大范围地集聚科研成果、智力资源和高端人才，使国家创新战略部署快速直接传递到教育、科技、人才工作体系中。

　　打造互利合作“共同体”。除涉及国防及战略核心利益领域外，将大科学装置和重大科研设施纳入国际开放共享网络中，吸引海外一流大学、研发机构、高科技企业参与建设或使用，重点吸引世界顶尖科学家来华开展科研，并鼓励外资企业设立研发中心和参与承担国家科技计划项目。

　　打破人才引领“天花板”。一方面，健全基础科研人员的灵活考核、动态分流与退出机制，同步破解“人才单位所有制”制约，推动体制内外人才充分流动，积极探索针对优秀项目、拔尖创新人才的待遇增长机制和连续资助扶持机制；另一方面，实施双轨制人才分类评价，赋予科研人员及所在单位科技成果完全所有权，探索引入研究机构、学术团体、行业协会学会等参与评价的制度安排，真正建立对学术领军人物的不端行为责任追究制度。

　　打好制度改革“主动仗”。建立基础研究分级分类支持体系，破除单一经费投入，以捐赠、联合研究等方式形成校政企多方联动的经费支持系统，给予相关研究人员合理的市场化福利报酬。另外，实施更开放的全球人才吸引和管理制度，面向海外科研人员设立科学研究基金，给予海外引进高层次人才“国民待遇”或适当扶持，放宽重点领域急需紧缺外国高端人才和优秀外国青年人才来华人才签证标准条件等。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2&ZD003）、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3ZDA060）的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吴伟，浙江大学中国科教战略研究院；陈凯华，中国科学院大学；李佳伲，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